□：现在大家对电视人出书批评比较多，一般来讲是电视人出书水分比较大，还有很多电视人的资历不够。就您个人觉得电视人出书除了这种一般的批评之外还存在什么问题？
■：电视人出书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看得最多的电视主持人、主播出书。另一类是电视节目出书，就是制作人、编导、记者们出书。现在大家对电视节目这类的出书感觉还不错。因为电视天天在那里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好的电视节目，我们把它出一本书，使读者一下子能看好多期。比如像“读书时间”就是这样，它出了一本书收了80期，80期需要四十多个小时才能看完，要播80个星期。我们把它出一本书，只有二十多万字，一下子就能看完。电视的效果有时并不一定理想，而通过图书这种形式能够达到更理想的效果。实际上是把音像传播这种方式延伸到印刷传播。“南方周末”每星期把焦点访谈的内容写在一个版上。读者从这上面就可以看到最近“焦点访谈”揭露了那些问题。我们以为电视出书会很庞大，但是其实电视出书很精简。你会感到很奇怪，怎么我在电视上看了半个小时的节目，在书上只有这么一点？只有几页纸。像“东方之子”，8分钟10分钟左右的节目，你会觉得你看了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也就两页纸。加上文字耐人寻味，而电视节目受到播出时间的限制且无法重读，于是人们就觉得电视需要很多时间去看，不如看这种书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领会其中意思。
□：许多读者对电视主持人出的书很感兴趣，而拿到书后却很失望，感觉与事先的期望相去太远。请就这一点谈谈您的看法。
■：我举一下克朗凯特的例子，这是美国电视主播一个鼻祖式人物。他报道过的东西很多，像人类登月、肯尼迪被刺、越南战争等无数历史大事，是有60年经验的老新闻工作者。他80年代退休，1996年八十多岁时才写自传（《记者生涯——目击世界六十年》）。他的自传有相当的厚度和深度。尽管他肯定亲身感受到了电视的巨大威力，但他在自传的最后说：电视到现在还没有达到热爱他的人所期望的境界。而我们现在出书的电视主持人太浅了，太急了。虽然他们出书存在着大众需求，但是他的这种书只能成为大众的一种快餐文化，而不如后一种书（节目出书）有效，至少留下了文字资料。这些文字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图像。最后我们发现文字留下的东西比图像留下的东西要多。所以我是比较支持第二种电视出书的。
□：但是有人就批评电视主持人像这样出书，继续出下去就非常的不得了，如果每个主持人稍微有一点名气就要出一本书的话，这样做究竟有多大价值？
■：但是可以这样说，他出的起，卖的动，收的回。它能够自己循环，这是市场决定的。所以在中国电视相当垄断的时候要限制它，在中国电视不能真正形成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要限制它在印刷媒介中发展，要限制他在其他行业中发展。国家应该在这方面有制约，就是说你要出书可以，但是要把利益让给出版社或限制稿费。因为我觉得电视主播出书这种行为像烟草一样，它不是靠自己，他们这些人全明白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不应在无竞争的情况下无限制的发展下去。
□：从1958年至1998年，中国电视走过了40年的历程。到1998年，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有关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都是对中国前电视时期电视实践的总结，即没能超出中国电视的实践范围，还处在应用理论范畴。请问，中国电视理论贫困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之所以贫困，首先是因为电视实践的贫困。至少在1995年以前，中国电视实践还处在向西方60年代以前的电影学习的阶段，为顺应实践而建立的中国电视理论体系就只能是滞后于当前世界电视格局。尽管近几年中国电视实践有了重要的发展，开始部分接近和达到西方电视的可比水平，但由于在此之前理论体系已定型，一时不能重建起新的体系以对应。
中国电视理论贫困的第二个原因是不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探讨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的学风，但是理论的指导性和超前性，也不是中国所拒绝的。对于中国电视，在经过了长期的理论紧跟实践不能解决问题的状况后，恐怕应当试试理论的超前性，而实现这一点目前并不难，因为有世界先进电视国家的实践和理论在天空里在网络上以及在外文印刷品中。但是中国电视理论界很少从超前性上思考。所谓超前性，对于中国电视理论工作者来说，实际上只需要更多一点注意电视本体理论而丢开一点宣传实用价值。
□：电视理论书在5年前还是比较少的，现在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电视是一个最大众化的媒体，接触电视的人最多。可是研究电视的人在文化界没有声音。研究电视的人虽然现在已经不少了，但是他们写什么，做什么文化界不知道。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研究电视的专业书、理论书的对象主要是电视的从业者，这里面占主体的是学院派的书。这种书在市场上摆着，也能卖出一些，但卖的量不大。这些书现在虽然已经不少了，但是在文化界没有声音，老百姓不看，主要是因为这些书还全都在老套子里。这些书研究的问题都不是电视的问题。
比如声像关系问题，声像关系也许对实际操作还有指南性，但它一不属于理论，二不属于电视。电影经历了无声到有声时代。怎么把哑剧、歌剧、话剧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电影的问题。而电视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是声像兼备的，跟电影先天就是一个哑巴然后才学会说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电视研究人再去研究声像关系就是很可笑的。可是我们的理论界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声像关系。在好几年的时间中大家都在集中地研究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电影早已经研究完了。再比如电视是不是艺术的问题，我们这里指的艺术是指艺术门类。电视是不是艺术的问题，主要是指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门类。这跟当年关于电影的讨论是一样的。克拉考尔说：如果说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就得从不同于过去一切艺术的定义来给他重新下一个定义。西方从50年代起就在讨论电视是不是艺术的问题。一种意见是电视不是艺术而只是一种传播工具，电视节目只能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生活的一种传播形式。如电视剧是戏剧和电影在电视上的改装，其他电视节目也只是对象的电视记录。改装和记录都不应是艺术。但是这种看法后来销声匿迹了，因为很多电视制作者锲而不舍地追求电视的艺术性，生产出很多很讲究的纪实的或写意的“电视（艺术）片”。于是就认为电视是艺术了。可是仅就“片”的这一概念而言，它产生于“影片”，是电影的文本概念，比如电视纪录片，实际上就是纪录电影，不过是使用磁性记录材料和工具（早期使用的还是电影的）为在电视上播出的制作，它缺乏电视节目所应有的品格，不是电视。电视的本质还是传播，是声音的传播，图像的传播。不过在传播方面它现在已经显然不如电脑网络了。只有当电脑网络完全代替电视后电视才有可能成为艺术，成为电影艺术的延伸——在家看的屏幕电影。中国电视理论一直跟在落后的电视实践后面走，没有前瞻性，对电视实践没有指导意义。这是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最近电视读书节目渐渐多起来，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访谈型的“读书时间”，信息型的如江苏教育台的“新书架”。这类节目播出以后反响都很好，但是除了少数节目经营得不错以外，大部分都在赔钱。请问，您认为如何才能办好电视读书类节目？
■：美国的脱口秀节目办得非常好。其中，温芙瑞的读书节目非常著名。这个节目办得好的原因除了她的名人效应以外，还就是因为她的节目的基调非常真诚。美国的脱口秀经常是揭露别人的丑闻，而她在自己节目中敢于揭露自己的丑闻。我是从你们报上看到这个节目介绍的，我想“真诚”应该也是办好读书节目的关键。
电视节目有它自己的规律，什么是适合电视的，什么是不适合电视的。怎样才能让节目吸引广告商，吸引更多人看。“读书时间”这个节目办得好主要因为它的主体是电视访谈，也就是脱口秀——谈话节目，比较符合电视本性。电视天生是为娱乐的。其他的功能是后天加上去的，它再往下走就会被网络所取代，后天生长出的功能会慢慢削弱。电视的知识性，教养性是存在的，但它们不是电视的本性。它们一开始是学校的功能，是教堂的功能，而作为电视的功能，则是后来被加上去的。办读书节目，就要按照电视的规律来办。而不是办成我通过看书也同样能看到的东西。如果把电视的教养性变成它的主要功能，那么我不如上课去，不如上教堂去，最后你的电视就没有人看了。另外如果你把它的信息传播作为主要功能，你就会发现，我花费无数精力和时间拍回来，最后只是新闻联播半小时，它容纳的文字，容纳的信息量太少了。文字是传达信息的最重要的方式。电视给你的应当是报纸和书刊所没有的东西，办电视读书节目，只要找到了符合电视规律的办法，地方台，小台也能把它办好。不用非靠书商、出版社的支持，它可以靠别的产业，每一个行业的老板都爱看书，作为一个成功者，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他绝对不会不看书的。你的节目办得好，他们都会主动找你做广告，给你的节目投钱。节目不但要办给领导看，办给老百姓看，还要办给商人、企业看。（夏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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